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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

时间:2018-03-10 00:40 点击:
郭沫若和毛泽东结识相交,历时恰好是半个世纪。 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

郭沫若毛泽东结识相交,历时恰好是半个世纪。

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他又把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共产党的态度融在了一起。

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开国大典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泽东献锦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

毛泽东也一直尊重郭沫若,这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当年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在他下榻的桂园接待各界人士,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目前正在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又有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表,他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抹下相赠。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他一直戴到临终。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里。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自己和郭沫若之间的感情。

以史为镜得殊荣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一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应约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四天。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泽东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特别是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事迹表现得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有位名李健侯的人写了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1926),毛泽东于1942年见到这部书的手抄本,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认真地把它读完。当然,这是一本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的作品,毛泽东对其评价不可能很高。在毛泽东看来,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现在,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分析,发现这篇文章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李自成起义的,当然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手书后,自是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惊涛中的安慰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历来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中南海故居里,收藏有郭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这些书上都有圈有点,留下了认真阅读过的痕迹。

大概是《十批判书》在学术界影响深广的缘故,毛泽东先后读了五遍。晚年因为视力不好,还特地印了大字本来看。开始,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说其中有的(观点)是好的,有的有错,思想是尊孔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他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这里毛泽东语气平和,还停留在学术观点的争鸣上,所以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

“9·13事件”发生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他批孔扬秦、扬法抑儒的观点,但他没有想到有人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在他的心目中,“批林”就要“批孔”,而“批孔”也是为了“批林”,目的和意图是十分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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